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角度来看，古代“园林”与当代“景观”都是不同时期诸多的文化要素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复杂系统。我们虽然无法准确判断人类从何时开始对自然景观产生审美意识，但人类对景观的认识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演进历史是一致的。“景观”所包含的自然和人文的双重意义，使得不同学科在关注的角度和重点上，对景观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有着不同的阐释。　

　　 一 　
　　 中国古人对自然的审美意识比较自觉。先秦时代，园林的建造已体现了“以小见大”，注意对自然山水的形似，以表达对广大的天地宇宙的宏观认识。当时的灵台、灵沼、灵囿，虽以原始的自然崇拜、宗教为目的，但不乏对美景的审美需求，而且基本上是从礼制的角度来建造的。如孔子认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将山水景观与人的道德伦理相比拟。秦宫汉苑，规模庞大，帝王在苑囿之中引水为池，筑土为山，广植名树异卉，豢养各种兽类，宴游畋猎。直至魏晋，园林的建设才基本摆脱过去的神秘，摆脱了儒家“君子比德”的功利和伦理。文人士大夫向往自然，钟情于田园山水自然成为社会的风尚。选择山水佳境营建别墅池馆，或在田庄内造园构景，成为文人贵族生活的追求。私家园林应运而兴，民间造园成风，名士爱园成癖，可以使远近胜概，历历在目。如同创作山水诗、山水画，园林是自然的缩影，是大自然在他们心中的观照。中国园林从此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寺观园林三种主要类型的园林兼容儒、道、玄诸家美学思想而走向兴盛。
　　 园林景观综合了时间（诗、文）和空间（绘画、雕塑）艺术之精髓。中国园林景观从总体到细部都包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园中景观布局迂回曲折，形成空间视觉序列，抑、扬、起、伏表现出诗一般的严谨和韵律。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对中国古代造景艺术影响极大，绘画与园林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以画入园、因画成景”的传统。不少园林景观直接以某画家的笔意作为造景的粉本，文人、画家参与造园更是蔚然成风，所谓“善画者善园，善园者善画”。中国传统山水画运用动态的观景方法，通过“散点透视”，将千里江山置于同一构图中。同样，园林景观中的每一个“景”，都是具有视觉审美功能的单元，它的内容及外部造型在整个景观中，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这些众多的单元“景”，借绘画中“散点透视”的空间造型手法，加上所谓的对景、框景、借景、抑景、隔景等各种“造景”技巧，使观景者如同置身于山水长卷的画境之中。
　　 把审美主体的主观情绪移置、外化于自然景物，并产生情感共鸣的审美心理模式，同样在中国园林艺术中得到了体现。所以中国的园林景观艺术并不注重对真山真水的模仿，而是追求神似，重视意境的表达，强调抒情写意，寓情于景，情景结合。创作者把自己的感情理念熔铸于园林景物之中，激发观景者类似的情感或理念的联想。园林作为文人们的 “会心处”，不仅是山川树木的实体组合，更是抒发内心情感的场所。能诗善文、挥毫泼墨的文人将诗文、绘画融入园林景观艺术之中，使之成为造园的要素，也成就了中国园林景观一个重要特色。
　　 宋代郭熙说：“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望可行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和宫廷、坛庙、衙署、邸宅的对称与均齐格局相反，园林景观的构图完全自由随意。园景中的建筑，如亭、舫、廊、榭等小品之间因山就水，错落有致。山、水、花木、建筑等各造园要素在景观系统中相互穿插，彼此协调，可观可游。中国古代的园林景观历来与居住建筑空间融合为一，加上中国古建筑的木框架结构使得建筑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流通渗透，达到了心物相照，物我同一。　

　　 二 　
　　 中西方对待自然的意识与态度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景观建造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在景观建造中体现的人文内涵同样代表着各自在精神上对自然的把握。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园林实际上就“是一种绘画，让自然事物保持自然形状，力图摹仿自由的大自然”。
　　 长期以来，西方的园林一直是建筑的附庸，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早期的园林已经显示出这一共同特点：造园与建筑一样，首先考虑实用性。受建筑的影响，这几个地区的园林建造都讲究规则、几何对称。直到中世纪的欧洲庭园，其设计依然是依附于建筑，并且造型保持简单的规则式手法，几乎没有新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古罗马图拉真大帝时代的普林尼（Pliny，the elder, 62－114），在他的私宅园林中运用了树木修剪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师列昂?巴提斯特?阿尔伯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充分研究了普林尼给后世留下的书信，尤其是其中所记载的历史上的园林艺术。在阿尔伯蒂的大力提倡与实践下，普林尼的这种可以改造植物自然状态的树木修剪术，成为了西方造园的典型手法。阿尔伯蒂在他的《建筑十书》中，强调了建筑与园林要素之间的统一性，是西方历史上制定园林设计原则的第一人。他认为，园林设计与建筑设计一样，应该使园林的主要造型保持严格的比例关系和规则性，要以精确的比例为目标。在这种设计原则的指导下，造园显然不仅是“摹仿自然”，而是一种创造，尤其是树木修剪术的应用使造园成为了对自然的修正。由此，人工的创造极为明显，对自然景观的摹仿实际上转变为对人工造型的欣赏。法国凡尔赛宫的园林就是一个典型，园林内充满了理性的气息：整齐一律，均衡对称，具有明确的轴线引导，花木修剪得方圆规整，讲究几何图形的组织。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兴起“自然风景园林”，造园风格与法国古典园林迥异，明显地受到了中国山水画及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的影响。英国自然风景园林的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对欧洲近现代的园林景观革命起了重要作用。相比法国古典园林，英国自然风景园林显然少了很多理性的规则和束缚，也不再像法国古典园林一样大面积地改变原有土地的形态并赋之以几何秩序，而是能够顺其自然，并由此多了造园者个性的表达与主观审美趣味的表现。 　

　　 三
　　 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不仅为自然科学也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正当英国学派的景观思想受到东方美学及神秘哲学的影响，从诗画般的浪漫风格变得更加崇尚自然、赞美自然、使景观更具大自然的生命力的时候，欧洲已开始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社会的变革让人们重新审视景观作为视觉审美的价值，并且直接影响到景观艺术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对景观艺术的需求。一是原来为极少数皇权贵族服务的园林艺术逐步发展成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的城市公共景观系统。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修建了一批公园，如圣?詹姆斯公园、柯林公园、海德公园、肯新顿公园和诺根特公园，尽管这些公园属于国王，但它们向公众开放。在美国，最古老的费尔莱特公园，1812年首次向公众开放，1876年成为美国建国百年国庆展览的中心所在地。二是逐步形成及完善了“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这一全新的学科门类，造就了一批批“景观设计师”（LandscapeArchitect）。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1858年美国纽约为建造中央公园（Central Park）而举行的设计竞标，弗里德利克?洛?奥姆斯特（Frederlik Law Olmsted）和卡尔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自称为Landscape Architect（景观设计师）参与竞标，最终赢得竞赛。他们成为景观设计学的创始人。Landscape Architecture 从而代替了Landscape Gardening（景观园艺），作为一个新词，Landscape Architecture固然突破了传统“造园”的狭隘意义，但对于 Architecture一词的选用，显然并没有割断同历史的联系以及所包含的人文意识。
　　 无论从历史地理学的立场还是从审美的角度，我们都清晰地意识到，景观已远不止是自然形态的景物。在文明的进程中，从人类认识自然、对自然景观产生审美意识而赞美自然，到筑山引水、植草栽树、营造第二自然，直至对景观的生态保护，景观一直存在于自然与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活动界面中。“景观”这个描述自然地貌的地理学名词，逐渐与人的精神世界建立了关系。在构成景观的景观元素（Landscape element）中，除了自然元素，还包括了人文元素。如今，人文元素的比例越来越大于自然元素。换言之，景观与其说是自然提供的一种形式外表，不如说它更主要是文明继承和社会价值的体现。因此，景观与人相互作用的这个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人化”的过程，“景观”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被赋予了浓重的人文内涵。